（来源：野望谷研究社）
未来五年，你手上的项目能否推动、工程能否上马、资金能否到位、股票能否赚钱、岗位薪资收入有无提升空间、所负责业务领域有无扩张机会、所在单位或行业究竟是看涨还是看跌，这些答案其实都已经写在了全会《公报》中那一句句看似平平无奇的话里。
在前3篇文章（包括公号2篇、私域1篇）中，野望谷与朋友们逐一剖析了本次四中全会的制度背景、人事动向、逻辑主线变化，今天就来跟大家聊聊《公报》里蕴藏的5个重大经济趋势信号，这也将是本系列的收官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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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之一：实体经济＆制造业
这一次，实体经济的重要性被再一次强调：
“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
我们要明白，实体经济是一个相对概念、而不是一个绝对概念，它是针对虚拟经济而言的，潜台词是防止经济脱实向虚。说“要把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其实真正想表达的是“不能把着力点放在虚拟经济上”。
那么何谓虚拟经济呢？最典型的就是金融业，其次就是房地产业。比如在这次《公报》中，没有任何一处提及到了金融（金融只在《建议》全文中有提及，后文会有解读）；至于房地产，则是被放到了民生板块中（后文亦会有解读）。
实体经济的代表门类就是“制造业”，也就是有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产出的加工型工业。最近这几年，制造业在宏观经济版图中一改过去几十年的低迷与阴霾，被国家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至高位置：
“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目前，美国制造业占本国GDP的比重仅有10%，德国、日本等工业强国基本都在20%上下，而我国这一比重相对还高一些、达到了25%。但显然，对于25%的制造业占比，国家仍然是认为不够的，究其原因主要有二：
其一，（上篇文章讲过）国家的远期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然而对于中国这种规模体量的国家来说，仅靠虚拟经济产业是达不成“强国”愿望的，最现实可行的路径就是通过制造业驱动。
其二，（上篇文章讲过）这次高层对外部形势和风险冲击的判断更加审慎和严峻了，因此通过发展制造业来规避关键技术受制于人、关键产业链环节受制于人、关键原材料资源能源供给受制于人的诉求就变得相当迫切，这是应对“脱钩”、“断链”、“斗争”的需要，出发点正是《公报》中多次提及的“安全”。
那么，究竟哪些实体经济门类、哪些制造业细分行业会得到国家政策的优先扶持、财政资金的特别眷顾呢？
《建议》中提到了三类行业：
第一类，是要被“提质升级”的重点传统产业：矿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机械、船舶、建筑。
“提质升级”要从两个层面来理解：
一是“升级”，既包括技术改造和装备升级，也包括在国际市场上扩大规模、提升位次、标准引领的升级；
二是“提质”，也就是优化资源配置、裁汰落后老旧，承认行业内部的大小分化，优先保大企业、保行业龙头。
“升级”的前提是“固本”，也就是说，这些行业现有的整体规模不仅不会被压缩，还要保持“量的合理增长”。国家发改委主任郑栅洁对此的说法是：这些重点传统产业“初步估计未来5年会新增10万亿元左右的市场空间”。
第二类，是要被“培育壮大”的新兴产业：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低空经济。
尽管2024年“三新”经济在GDP中的占比已经达到了18%，但国家认为这个比重依然是不够的，还要继续“培育”、要不遗余力地“壮大”。
这一次，公报提出了“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其中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是延续“十四五”时期的再强调，而航天强国、交通强国则属于首次提出。郑栅洁对此的说法是：这些新兴产业“将催生出数个万亿级甚至更大规模的市场”。
所以说，最近航天军工板块的火热并不是一种偶然。按照中航证券的观点，以导弹与智能弹药为代表的国防安全建设重要组成、火箭与卫星为代表的空间基础设施及应用有望成为“航天强国”下的重要发展领域。
第三类，是要被“前瞻布局”的未来产业：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
对于这些行业，《建议》要求得从技术路径、商业应用场景、市场监管规则、创业投资引导、风险分担机制等多方面同时发力。郑栅洁对此的说法是：这些未来产业“未来10年新增规模相当于再造一个中国高技术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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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之二：科技＆新质生产力
在全会前为征询“十五五”规划意见而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高层针对“十五五”规划中的12个具体门类只谈到了2点：一个是保障和改善民生问题，另一个就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问题。
再联想到在最近一轮即2023年的机构改革中新成立了中央科技委员会、中央金融委员会这两个机构，它们一个旨在“发展和引领”、一个旨在“监管和稳定”，足可见这些年来国家对科技的重视与投入几无一日不在。
细心的朋友可能会发现，对比“十四五”规划，本次官方在“十五五”规划中对科技的表述发生了两处调整：
一是将“科技创新”的位次顺序从第1位降到了第2位，使其居于“产业发展”之后；
二是不再单纯强调科技的“创新”，而是将“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与“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融合在了一起。
其实这两处调整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那就是国家对科技创新的使命定位想得更清楚了、要向其倾斜的政策也滴灌得更精准了：
科技创新固然重要，但并不追求实验室里的、象牙塔式的、脱离市场需求的科技创新，而是更看重在产业发展和商业场景中真正有应用的科技创新，尤其是能够牵引生产力模式革新、商业模式迭代的科技创新；
科技不能只是一种画在PPT里的“概念”，而是要成为一盏能够产生财富的“饭碗”，今后要让产业发展居于主导地位、让科技创新居于从属地位，产业发展才是经济的主战场，科技创新不过是产业发展的一项支撑、一种武器。
野望谷认为，之所以要将“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的位次进行对调，大约是基于两种判断：
其一，通过今年初deepseek智能大模型、宇树科技具身智能机器人等现象级新科技产品的落地，我们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
我们的文化和机制都不支持原创性的颠覆式科技发明，我们的比较优势在于对科技发明的工具化、产业化、商业化，与其动用举国体制跟西方死磕，不如干脆把从0到1交给美国人、我们只需负责从1到100。
其二，通过这几年来的外部摩擦争端、尤其是中美贸易冲突的经历，我们逐渐看清了一个本质：
大国之间的竞争并非只是在科学技术上的“单点对弈”，而是产业链、供应链、资金链、文化链兼有的“综合博弈”，美国能够用芯片这个高端工业品卡住中国的脖子，中国也能够用稀土这个初级工业原料卡住美国的脖子。
而国家对科技创新的这一定位变化，将对市场主体产生三方面影响：
第一，在打算上马一个科技项目时，人们首先就应考虑它能否实现规模化量产、商业化应用，否则就有可能因无法被定义为“新质生产力”而被排除在政策支持选项之外，最后势必将以一种自娱自乐、欺世盗名、重复浪费的结局惨淡收场。
第二，在科技创新的推动力量中，“举国体制”虽仍居于牵领地位，但已然不是唯一牵引力量；这次《建议》对“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更多承担国家科技攻关任务”的着墨明显增多，其篇幅已经超过了对“举国体制”的论述。
第三，众多科技创新领域中最重要的就是人工智能，《建议》明确提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用不了多久，人工智能就会成为社会的一项基础设施，今后5年就将是人工智能开始大规模产业化落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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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之三：内需＆消费
野望谷在上一篇文章中指出，很多人一看到“对外开放”在12个小标题中的位次从“十四五”规划建议中的第9位被提升到了“十五五”规划建议中的第5位，就觉得这是一个重大转变了，可事实上并非如此：
在国际贸易冲突的大背景下，在应对“脱钩断链”风险冲击的重压之下，我们固然需要表明主动扩大开放的态度，这是一种必要的宣誓；但事实上我们却对内需更加依赖和重视了，“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已经从一句口号变成了每日的实操。
不信朋友们可以看一下——
《“十四五”规划建议》在讲到“国内市场”篇章时，第一段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第二段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也就是说：国内大循环虽是主体，但是国际大循环作为辅助也不能放弃；
但《“十五五”规划建议》在讲到“国内市场”篇章时，通篇都是围绕“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展开的，压根儿就没提国际大循环的事儿：风向究竟是如何变化的，由此一目了然。
关于扩大内需和促消费，《公报》中最值得关注的是这一句话——
“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怎么理解呢？
所谓“投资于物”，基本就是对应“促消费”，比如这两年形形色色额度庞大的“国补”、“省补”、“以旧换新”等就属于这一种。
野望谷曾在《讲句真话：搞“消费品以旧换新”，并不是在促消费》一文中说过：指定商品、指定领域的消费品以旧换新，本质上还是在促生产、促投资，而不是真的在促消费。
相反，所谓“投资于人”，基本就是对应“惠民生”，比如今年以来陆续新增（或提高额度）的生育补贴、养老补贴、学前教育免费等就属于这一种。
野望谷曾在《浅谈近期一系列经济现象背后的深层逻辑》一文中说过：过去这一年来不只有积极宽松的经济政策，更有国家对不同社会群体之间贫富差距的更大力度调节、也就是二次分配。
“投资于物”式的促消费乃是治标不治本，它本质上还是一种生产主导型思维的投射，着眼的是如何通过各种刺激措施把钱从人们的口袋里掏出来，潜意识里是觉得人们有钱、只是不花钱，所以只盯如何“花钱”、不管如何“赚钱”，因此它解决不了人们能不能消费、敢不敢消费的问题；
相反，“投资于人”式的促消费距离治本就更近了一步，它已经带有消费主导型思维的印记，着眼的是如何通过补贴人们的金融账户，让人们口袋里的钱能更多一些、腰包能更鼓一些，潜意识里是担心人们无钱可花，所以就是在盯怎么“赚钱”，目的就是破解人们能不能消费、敢不敢消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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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之四：保障和改善民生
前面说了，在本次全会前为征询“十五五”规划意见而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高层针对“十五五”规划中的12个具体门类只谈到了2点：一个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问题，另一个就是保障和改善民生问题。
对于民生问题，我们主要该关注《建议》中的下面这几句话：
第一句话，是“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加强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鼓励先富带后富促共富……有效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合理调节过高收入……推动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
这句话着重表达了两层意思：
一是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占比将会获得提高。
这是一个关系到分配制度的重大经济体制问题，它与野望谷在上一篇文章中讲到的本次“十五五”规划重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将落脚点从五年前的“国强”更多转向了今天的“民富”是一脉相承的，也是我们所有人都喜闻乐见的。
二是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将会被缩小。
这是一个牵涉到社会贫富差距的敏锐话题，比如“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中的“劳动报酬”，其实主要指的就是普通工薪阶层和农民群体这种直观的“劳动”，它区别于凭借资本、数据等生产要素资源来获得收入的“非劳动”形式。
再比如“加强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这其实就是国家打算通过二次分配对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贫富差距采取更大力度的调节，从而“有效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合理调节过高收入”，最终实现“先富带后富”“促共富”。
钱不可能从天而降，近段时期以来征缴个人境外投资收益的所得税、完善互联网平台的税务数据报送、最高院对企业给劳动者缴纳社保做出“强制要求”的司法解释等等，都属于是“加强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合理调节过高收入”的二次分配手段。
就像在野望谷在《浅谈近期一系列经济现象背后的深层逻辑》一文中说的：富而思源富而思进、先富带动后富这些话不只是对那些大企业主大富豪们讲的，同时也是对社会上所有的财富中上游群体讲的。
第二句话，是“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
这句话的看点在于，它破天荒地将房地产纳入到了民生议题之中。
野望谷曾在《棚改2.0落空？房地产何去何从？基于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的冷思考》一文中说过： ]article_adlist-->在城市建设的“人民性”导向超越“经济性”导向、城镇化建设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之后，房地产行业的历史使命也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房地产行业正在从“财富增长的引擎”逐渐演变为“社会建设的辅助”，从一个“经济的主角”逐渐化身为一个“民生的配角”。
而房地产行业的这一历史使命变化，也就直接对应了自去年以来大会小会上必提的“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所谓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一是指市场供应与政府保障双轨并行，二是指房产销售与房屋租赁双轮驱动——两者共同的出发点就是确保“民有所居”、坚持“房住不炒”，两者共同的归宿就是只讲住房使用权、不讲住房所有权，两者共同的特征就是打破了过去的土地财政和资本主导体制。
]article_adlist-->因此，此次《建议》把房地产纳入民生议题中，其实就是对过去一两年来的房地产行业政策定位、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再申明再确认。
第三句话，是“健全待遇确定和调整机制，逐步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
这句话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提高”，一个是“逐步”。
野望谷在《“养老金双轨制”：一场持续了半个世纪的博弈与破局》一文中介绍过，“养老金双轨制”在我国由来已久，其中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待遇的差距很大，目前城乡居民养老金发放水平仅有250元/月。
按照“有效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的要求，未来这一养老金待遇水准一定是会被提高的，这也就对应了第一个关键词——“提高”。
“提高”的大方向是确定的，关键问题是提高到多少、什么时候提高、会不会一次性到位。显然，过大的提高幅度、过快的提高节奏不仅会对财政造成负担，而且可能会诱发出一些我们现在还无法预料的新问题，所以国家给出的方案就是“逐步”。
“逐步”的一大前提，就是“健全待遇确定和调整机制”：
今后，养老金发放水平何时提高、提高多少、怎么提高，都会有一套更加完善的标准。这套标准不排除会参考养老金“收入端”的表现，也就是根据“收入端”征收到了多少养老保险费，来决定在“支出端”发放多少养老金，二者之间可以有差额，但缺口必须限定在可控范围内。
毕竟，《公报》对解决社会民生问题的基本思路就是“尽力而为、量力而行”。
第四句话，是“提升职业学校办学能力，建设特色鲜明高职院校”。
最近，国内有多个省市的地方政府都印发文件，明文鼓励职业技工院校招收大学毕业生，推行“学历+技能”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
注意，这里并不是只要职校技校们扩大招生规模，而是要职校技校们招收学历层次更高的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也就是让本科院校大学生到专科院校去“回炉”再造。
从中，我们便可窥见当前就业市场的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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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之五：金融＆文化
金融也好、文化也罢，它们都不是本次“十五五”规划建议强调的重点。但考虑到野望谷的读者朋友们中有不少金融和传媒领域的从业人士，所以野望谷就把这两个课题也单独拎出来聊一聊。
先说金融。
虽说“金融”二字在本次全会《公报》里只字未提，但是《建议》还是为金融专门设置了一个三级小标题——“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位于一级小标题“经济体制”项下的二级小标题“宏观经济治理”之下），并为此论述了整整一段话。
《建议》对金融的描述与过去一年多来的金融行业政策相比，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唯一值得留意的是这句话：
“优化金融机构体系，推动各类金融机构专注主业、完善治理、错位发展。”
这句话看似很短，可事实上却暗含了四项要求：
一是金融机构的规模和体系需要被“优化”。
“优化”换一个更直白的词就是“精简”，言下之意就是，当前市场上存在的金融机构不是太少了、而是太多了。
像是券商之间整合兼并，大型国有银行收购兼并地方中小型城商行、农商行、村镇银行，清退非持牌、滥发牌、类金融的所谓“金融机构”，这些动作一定会持续下去。
二是金融机构要“专注主业”。
要求金融机构“专注主业”，其实就是在暗指许多金融机构过去不够“专注主业”，具体则是针对两类现象：
一是跨界混业经营、“惟利是取”，痴迷于拿各种金融牌照、打造金融控股集团，热衷于规模扩张和利润堆砌；
二是忘记了金融的“人民性”，特别是那些没有服务实体经济导向、没有围绕金融强国导向、没有紧扣“五篇大文章”导向而开展的金融业务。
三是金融机构要“完善治理”。
所谓“完善治理”，指的并不是要完善基于资本市场要求的公司治理，指的是要加强金融机构的党建工作和廉洁作风治理。
所以，金融行业的反腐高压短期内并不会散去，党建工作在金融机构里的重要性也只会被持续加强。
四是金融机构要“错位发展”。
金融机构在完成了“优化”、“专注主业”的再造之后，在上级眼中呈现出的结果就应是一番“错位发展”的有序治理图景。
作为宏观经济治理的一个抓手、实现强国目标的一个路径，金融机构们之间的商业竞争并不是国家希望看到的，国家需要的是金融机构们能够专精有术、层次鲜明、各管一摊、错位发展。
再说文化。
《建议》中有这么一句话：“推进新闻宣传和网络舆论一体化管理”。
按照野望谷的理解，将“推进新闻宣传和网络舆论一体化管理”这句话替换成更为通俗的说法，那就是“推进主流官方媒体和网络自媒体一体化管理”。
这里所称的“一体化管理”，着重指的应该不是在机制上“一体化”，而是在内容上“一体化”。
今后，“融媒体”恐怕不再只是某些官媒之间的自娱自乐，而是会成为连接官媒与自媒体的桥梁载体。官媒在机制上仍然是官媒，但在内容传播形式上则需要向自媒体靠拢，即所谓“网言网语”；自媒体在机制上仍然是自媒体，但在内容舆论导向上则需要向官媒靠拢，即“弘扬主流价值观”。
前段时间，个别网络大V的账号遭到处置，便是对此的一个生动注脚。而未来这种网络舆论生态和氛围的变化，也需要我们对各种信息和观点具备更强的筛选和甄别能力。
信息来源：财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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